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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城市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内容。考古工作者在十余年来的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中，不断总结辽上京城市考古发掘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更新考古发掘工作的理念和操作方法。通过总结城市考古工作的基本流程和步骤，本文详细介绍了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中的精耕细作和关键性解剖发掘及其重要意义，指出作为一名合格的考古项目负责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努力方向，提出了荒野型城市考古的基本方法、路径，期望逐步提升城市考古的发掘理念和技术方法，以推进中国城市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整体水平。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1]尽管中国考古学历经百年，考古学目前也成为一级学科，但归根结底考古学仍然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史研究的生力军，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科学的历史研究素材。“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2]，是对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最好诠释。一切考古发掘资料都是新史料。因此，考古发掘工作质量的好坏，决定了“新史料”的自身价值和可信度。考古发掘资料是考古和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通常认为，1921年10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考古发掘[3]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肇端。而1921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金石学家裘善元在河北省巨鹿县北宋故城三明寺遗址附近发掘的两处民宅遗存[4]，是中国学者主持的最早的考古发掘工作。如果说中国现代考古学开端于1921年，史前时期有锦西沙锅屯和渑池仰韶村等遗址发掘的话，那么历史时期则有巨鹿北宋故城遗址的发掘。作为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工作，巨鹿宋城遗址考古发掘更应代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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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前半叶，历史时期城市考古工作屈指可数。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为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郑州、洛阳、西安等城市成为考古工作的主战场。郑州商城（1952年）、洛阳汉魏故城（1954年）、隋唐洛阳城（1954年）、西汉长安城（1956年）、隋大兴唐长安城（1957年）以及后来北京的元大都（1964年）等城址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相继开展，考古学者对这些大型古代都城遗址的形制布局和历史沿革等开始进行长期的调查和发掘，其中洛阳和西安的都城考古工作持续不断，直至今日已近70年。新中国前30年对于历史时期城市考古的调查和发掘资料有相当的积累，但综合研究较为薄弱[5]。近40年来，城市考古工作除了都城考古外，地方城市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越来越得到重视。21世纪以来，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一方面破坏了古代城市遗存，另一方面也给考古工作者提供了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机遇。特别是近10年来，由于各级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一些重要的城市考古遗存得以较好的发掘和保护，这是难能可贵的。

一、城市考古及其分类

“城市考古”概念的提出，应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以往习惯称为都城和地方城址考古。徐苹芳于1986年明确提出“城市考古”和“古今重叠类型城市考古”的概念[6]。他指出：“复原古今重叠类型城市——元大都城的各类建置的位置时，首先必须严格依据元大都街道布局的规律，按照各类建置不同的等级所规定的不同面积，找出在街道布局汇总所遗留下来的各类建置的遗痕，结合文献记载，加以论证复原。这种方法是考古学的方法，是进行唐宋以后古今重叠类型城市考古时所使用的主要方法。”[7] 徐苹芳曾主持元大都考古发掘工作十年之久，此后撰写了多篇关于元大都遗址城市考古研究的论文[8]。“在古今城市重叠的现代城市中，一般地说都保留着古代城市的遗痕。所谓‘遗痕’，是指古代城市的城垣、河湖、街道和大型建置所遗留的痕迹，它反映着城市本身的历史变化。在古今重叠的城市内，对古代城市遗迹不可能进行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因此，要研究古今重叠的城市，唯一的方法便是考察分析现代城市中所遗留的古代城市痕迹，并据以复原被埋在地下的古代城市的平面规划和布局。”[9]宿白指出：“这类沿用到现代的隋唐以来的创建的城市要注意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近几十年的经验，我们认为首先要辨认这类城市在兴建以后范围有没有变化？城市的主要布局有没有改变，主要是指城门和主要街道的位置有没有变化？还有主要衙署和宗教建筑的位置有没有变动？城垣本身有没有增补？”“大批被后来沿用的唐宋城市，在沿用期间的发展变化又如何？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寻？我们认为也有一些，但情况不一，大约有缩小、扩展和改造三种情况。……明清这两次改建旧城市，较大规模地改变了原来相沿已久的布局和街道，这是考虑在现在城市范围内复原古城址必须注意的事项：既要注意明清遗迹下面的遗迹；也要注意明清迄现代沿续的街巷如何和以前原有的街巷相互衔接等问题。”[10]

宿白、徐苹芳等通过对50多年来城市考古工作与研究的思考和总结，以及对现代城市中进行的城市考古个案研究和系统探讨[11]，提出“城市考古”的概念，并做了初步的分类。特别是徐苹芳强调的“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方法”，已成为历史时期城市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21世纪以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多人利用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方法，尝试对不同都城和地方城址进行专题研究[12]。杭侃对宿白、徐苹芳的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梳理，期望对地方考古工作者有所启发和指导[13]。徐苹芳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方法”，开启了城市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一个新阶段，但是一线考古工作者在实际发掘中并没有很好地贯彻实施。

21世纪以来，城市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要成果迭出。2016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城市考古与考古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会上做了《关于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14]。他充分肯定了我国城市考古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阐述了城市考古科研队伍的建设、富有特色的工作程序和管理模式、城市考古的重要意义等。他指出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和保护工作难度大、矛盾突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城市考古面临很多问题，如亟待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建立业务素质高、文献基础好、研究能力强的考古工作队伍，建立合作共享的工作机制，推动建立城市考古资料中心，强化城市考古工作基础，等等。这要求考古领队要做好工作规划，提高工作主动性，从方法和技术入手，提高城市考古工作水平和社会形象。这次会议是中国城市考古发展历程中新的重要节点。国家文物局开始更加重视城市考古，对城市考古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明显加大了对城市考古的支持力度，城市考古发掘和研究出现了新气象。从2017年起，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连续举办六届“城市考古（开放工地）专题研修班”，培训了百余名从事城市考古的年轻学者，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15]。

明确“城市考古”的学术概念，不论是对城市考古的发掘和研究，还是对做好大遗址的文物保护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孙华认为：“城市考古，顾名思义，就是以古代城市的遗址为对象的考古工作和考古研究。考察和研究古代城址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古代城址不同时期的遗迹现象，复原古代城市不同时期的形态结构（包括城市边界、路径、节点、区域、标志物和出入口等），认识古代城市社会生活的空间场景，从而为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开展历史城市保护奠定基础。”[16]宋新潮指出：“学术界把通过考古学方法对城市历史、空间结构和功能等所开展的研究称为‘城市考古’。另一方面，人们也把‘城市考古’理解为在现代城市范围内进行的各项考古工作。”[17]二者大同小异，都对城市考古做了很好的概述。笔者综合他们的意见，并参照考古学的定义，认为城市考古是用考古学方法，对古代城市及其相关遗存等所开展的考古工作和科学研究，是考古学的重要分支。目的是要搞清古代城市的布局和沿革，探讨其规划理念，揭示古代城市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

城市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初期（新石器时代和龙山时代）、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的古代城址，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历史的阶段性。中国古代城市有两个鲜明的特征：政治性和规划性。大多数城市，特别是都城，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同时每个城市大多经过精心规划，根据规划理念形成特有的布局。基于这样的特点，城市考古的核心工作目标就是理清每座城址在每个时期的形制布局和功能分区，确定其城市性质，并了解一座城市在不同时期的继承沿用和革新变化情况。根据考古发现的城市建设行为，究明其城市规划思想，进一步讨论当时的政治体制、商业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内容[18]。

城市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的一部分，无疑是要以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作为发掘和研究的主要方法论。从操作层面讲，城市考古要在对古代城市遗址进行全面考古调查和钻探的基础上，围绕古代城市的形制布局和历史沿革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对发掘的城市遗迹（大型建筑基址等）关键节点或其局部进行关键性解剖发掘，获取科学、详实、全面的考古资料；再结合历史文献等来研究古代城市规划和城市营建过程及其体现的社会历史。这是我们现在所采用的城市考古工作的一个基本流程。

对古代城市遗址类型的划分，存在不同的认识。我们按照古代城市沿革情况和保存状态的不同，把古代城市遗址分为两大类：古今重叠型城址和荒野型城址。现代城市范围内的城市考古属于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范畴，如元大都遗址等属于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址。关于古今重叠型城址的考古工作方法，富有中国特色，赵正之、宿白和徐苹芳等都做了很好的研究范例[19]。辽上京遗址属于典型的荒野型城市。笔者结合辽上京皇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对荒野型城市考古的工作理念和操作方法等进行初步梳理，请方家指正。

二、辽上京遗址城市考古工作流程和方法实践

21世纪的大遗址考古发掘既要为考古学和历史学等研究提供“新史料”，也要立足于大遗址的有效保护。我们在认真学习和践行前辈学者从事城市考古的经验和方法的同时，也在努力思考与总结适合于辽上京城市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具体操作方法。下面分十个方面概要介绍辽上京遗址城市考古的工作流程，最终的落脚点是大遗址保护。

（一）考古工作背景和课题立项

1.考古工作背景

辽上京是大辽国的首都，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我们在做辽上京遗址考古工作之前，首先要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契丹辽王朝的概况。契丹辽王朝是契丹人建立、汉人占多数的一个多民族国家。它存在的主要时限是从耶律阿保机即可汗位、称“皇帝”的公元907年开始，到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年）为金朝所灭为止，历时218年。契丹辽国以现在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西拉木伦河（文献称“潢水”）和老哈河流域（文献称“土河”）为中心，其一度占据北抵克鲁伦河流域和外兴安岭一线、东到日本海、西到阿尔泰山、南到河北高碑店白沟一线的广大地区，疆域面积大约是北宋的两倍。契丹辽国曾主宰了10～12世纪中国北方的历史舞台，与五代北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对峙的局面。其后，金、西夏与南宋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同时大理、吐蕃诸部、西辽和蒙古等分立，形成割据局面。元朝剪灭分立的诸政权，形成了多民族的大一统王朝。经过明朝的承上启下，清朝基本奠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由此可见，辽金时期是中华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根据文献记载，辽代一共有五座京城，可以分为两类：以辽上京（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和辽中京（内蒙古宁城县铁匠营子镇）为代表，是辽朝始建的新城，属于荒野型城址；以辽东京（辽宁省辽阳市）、辽南京（北京市丰台区）和辽西京（山西省大同市）为代表，是在唐朝州城的基础之上改建而成，属于古今重叠型城址。其中辽上京是辽代始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重要的首都，其他四京都是陪都。辽中京是“澶渊之盟”之后新建的重要都城，但没有取代辽上京的政治地位。

2.课题立项

要对辽上京遗址进行发掘，我们首先要设立学术课题，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唐朝灭亡后，契丹辽王朝和五代北宋同时共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对峙的局面。契丹辽王朝曾对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辽代都城制度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是考古工作匮乏。辽上京是辽朝营建最早、最重要的首都。遗址保存好，考古工作很薄弱。第三，要促进辽上京的大遗址保护工作，为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辽上京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撑。因此，我们确定学术课题为“配合大遗址保护的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

（二）组建辽上京考古队

明确了学术课题之后，要做的最重要工作就是组建团队。2010年3月，在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有关领导的关心下，根据优势互补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签署了辽上京遗址合作发掘协议，为辽上京考古队组建提供保障。辽上京考古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队长董新林研究员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永志研究员共同出任队长。董新林兼任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领队（项目负责人）。

优秀的工作团队是田野考古工作的必要保障。在21世纪，要想做好城市考古，需要一个多学科合作的团队。我们建队之初，除了有专业的考古发掘业务人员和技师之外，还极力吸收有古建筑背景的学者加入考古队。我们认为城市考古中的大型建筑基址，都可以视为废弃的古建筑，发掘获得的信息量极大。因此，古建筑学者全程参加考古发掘和研究，才有可能客观认识大型建筑基址的营建次第和兴废过程。考古队还需要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因为作为大遗址的辽上京城，考古发掘研究与大遗址保护展示利用同样重要，不仅在发掘过程中要注重遗迹现象的现场保护和提取，而且必须要注重遗址发掘后的保护性回填和未来的展示利用。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是考古队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此外，我们也不定期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加入考古队，以提升我们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三）工作目标和工作路径

辽上京考古队成立后，我们着手拟定工作目标和工作路径。

1.工作目标

围绕“配合大遗址保护的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课题，我们拟定三个工作目标。第一，搞清辽上京城的主要布局、功能分区和历史沿革。第二，结合历史文献等，初步探索辽代都城制度及其历史地位。第三，为促进辽上京遗址的有效保护，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等提供科学资料和学术支撑。

2.工作路径

辽上京遗址的工作路径，与其他遗址工作大同小异。第一，根据历史文献线索，进行考古调查、钻探、试掘和发掘。第二，将考古新发现和历史文献相互印证，探讨辽上京布局、沿革等相关问题。第三，在此基础之上，将辽上京遗址与汉唐宋金元明清等都城遗址进行比较研究，从而确立辽上京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四）文献资料梳理

考古发掘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辽上京城市考古发掘之前，要做好诸多准备工作。其中对辽上京遗址的文献梳理必不可少，包括历史文献和考古文献两方面。

1.历史文献梳理

历史文献除了正史和地理总志外，地方志（慎用）和名人笔记等也是重要参考资料。关于辽上京城的历史文献，记录并不多。除《辽史》外，还散见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金史》和《契丹国志》，以及名人笔记等。尽管《辽史》记载较为简单，但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文献梳理，为考古发掘提供一些重要线索和关键节点。众所周知，中华书局整理本《宋史》有40册（历时319年），《金史》有8册（历时119年），而《辽史》只有5册（历时218年）。可想而知，契丹辽王朝的正史记录是非常简单的。关于辽上京城遗址的记载亦十分简约。

（1）文献所载辽上京兴废历程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大体可以把辽上京的兴废分为四个阶段[20]。

初创阶段（公元918年建都之前）上京故地原称“苇甸”。从唐代中期以来，辽上京地区就一直是契丹迭剌部的主要居地。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耶律阿保机成为迭剌部夷离堇；天复三年，升为契丹总知军国事的于越王，其领袖地位得到巩固。唐天祐三年（公元906年），契丹部族联盟君长由迭剌部取代遥辇氏。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部族联盟的“可汗”，并被拥戴为“天皇帝”。这时，“西楼”已经成为契丹部落联盟的决策中心之一。梳理文献，可以找到重要的考古线索：耶律阿保机在苇甸建有龙眉宫。太祖二年（公元908年），修建明王楼；六年（公元912年），建天雄寺；八年（公元914年），建开皇殿于明王楼基。这些文献记载若准确，就表明在营建“皇都”（辽上京城）之前，此地已有一些重要的政治性建筑设施。

兴建阶段（公元918～938年）《辽史·太祖本纪上》载，神册三年（公元918年）二月，耶律阿保机开始选定“西楼”，大规模地“城皇都，以礼部尚书康默记充版筑使”。五月，“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这时，西楼被称为“皇都”，初步确立了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这可算是上京城营建的开始。天显元年（公元926年），耶律阿保机平灭渤海国后驾崩，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后大规模营建“皇都”。《辽史》载：“天显元年，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名以天赞。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鸾。”到辽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六月，太宗“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至此，上京城基本建成。同年十一月，契丹灭后唐得燕云十六州，改国号为“大辽”，同时将“皇都”改称为“上京”，府曰临潢。契丹辽王朝历史上第一座都城——上京城开始了180年的辉煌。

使用阶段（公元938～1120年）从会同元年辽上京建成起，直到金军占领上京城（1120年），上京城一直是辽代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辽史》载：“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

废弃阶段（1120～1230年）《金史·太祖本纪》载，金天辅四年（1120年，即辽天庆十年）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亲临督战进攻辽上京城，克辽上京外城后，辽朝留守挞不野率众投降。北宋使臣赵良嗣在金兵克上京后，曾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同观契丹大内。这似乎说明辽上京宫城还没有被破坏。天眷元年（1138年），辽上京称谓被取消，改称为北京。金代晚期，辽代上京故城已沦落为一座与蒙古汗国接壤的边陲城镇。金大安四年（1212年），蒙古统帅按陈率军东征，收降金朝北边行军谋克契丹人耶律留哥。金贞祐三年（1215年），成吉思汗赐耶律留哥金虎符，为辽王，辖有临潢府故地。1226年，耶律薛阇承袭辽王。金正大七年（1230年）即蒙古国太宗窝阔台执政的第二年，辽王薛阇被命令与撒儿台东征，并“收其父遗民，移镇广宁府，行广宁路都元帅府事”，被撤藩为将[21]。正是有了这种人为的居民迁徙之举，才导致辽上京故城较为彻底的衰落，逐渐变为废墟，成为蒙古族的游牧之地。

（2）辽上京城营建和布局

《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对辽上京城的营建有所记载：

上京临潢府，本汉辽东郡西安平之地。新莽曰北安平。太祖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于苇甸，射金龊箭以识之，谓之龙眉宫。神册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显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临潢。

上京，太祖创业之地。……天显元年，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名以天赞。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鸾。中有历代帝王御容，每月朔望、节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并赴致祭。又于内城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是岁太祖崩，应天皇后于义节寺断腕，置太祖陵。即寺建断腕楼，树碑焉。太宗援立晋，遣宰相冯道、刘昫等持节，具卤簿、法服至此，册上太宗及应天皇后尊号。太宗诏蕃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因改皇都为上京。

关于辽上京城平面布局，《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云：

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幅员二十七里。门，东曰迎春，曰雁儿；南曰顺阳，曰南福；西曰金凤，曰西雁儿。其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门，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正南街东，留守司衙，次盐铁司，次南门，龙寺街。南曰临潢府，其侧临潢县。县西南崇孝寺，承天皇后建。寺西长泰县，又西天长观。西南国子监，监北孔子庙，庙东义节寺。又西北安国寺，太宗所建。寺东齐天皇后故宅，宅东有元妃宅，即法天皇后所建也。其南贝圣尼寺，绫锦院、内省司、曲院，赡国、省司二仓，皆在大内西南，八作司与天雄寺对。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东门之北潞县，又东南兴仁县。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驿西福先寺。寺西宣化县，西南定霸县，县西保和县。西门之北易俗县，县东迁辽县。

这是已知文献中对辽上京城形制布局最为详尽的记载，实际上十分简约，含糊不清。文中介绍的很多重要建筑和建置都没有明确的方位。因此，后人对上京城形制布局的研究分歧很大，各持己见，难有定论。

根据文献记载可知，辽上京皇城（即北城）是皇帝和契丹显贵生活的区域，汉城（即南城）是汉人和商人生活的区域。

2.考古文献梳理

（1）辽上京遗址再发现

从元代以后，辽上京城为世人淡忘。最迟在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辽上京城址被重新发现。清咸丰九年（1859年）刊布的清代史地学者张穆《蒙古游牧记》直接引述《嘉庆重修一统志》[22]的认识，指出辽上京城具体地理位置：“今巴林东北一百四十里，当乌尔图绰农河（大狼河）会和戈图农河（小狼河）之处，有波罗城，趾周二十里，内有三塔，久毁，疑即古之临潢。”[23]清末学者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中，经过考证，更改旧说，认同了《蒙古游牧记》的观点，即确定巴林波罗城实即辽上京临潢府故址[24]。李慎儒在《辽代地理志考》中也指出“辽之临潢府，当在内蒙古巴林部”[25]。至此，被淡忘了数百年的辽上京城，又浮出历史的水面。这确实是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学研究较为重要的新贡献。

（2）外国学者调查和盗掘（1908～1949年）

根据清代学者考证的可靠线索，20世纪初，一些外国考古学者及相关学者率先对辽上京城址给予了关注。1908年和1930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两次到巴林左旗进行考古勘查，认同了我国学者对辽上京城的判定，还对辽上京城内遗迹及其南塔等进行了勘测，并推定辽上京皇城内的石人为观音菩萨像[26]。1912年和1920年，法籍天主教神甫闵宣化（或称牟里）实地考察了赤峰地区的辽代诸城址，结合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他断定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一华里的“波罗城”就是辽代上京故城。“波罗城即为古之上京。盖一因其地有南北二城；二北城高于南城，北有敌楼，南无敌楼，与史志相符；三在二水汇流之处，又距祖州四十里也。”“波罗城之为上京，绝无可疑。”[27] 至此，辽代上京故城的地理位置基本为学术界所认同，解决了中国东北史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此后，对于辽上京遗址考古调查和研究的工作主要是日本学者做的。1931年，江上波夫等实地考察林东等地区，介绍了辽上京城的保存情况[28]。1939年，田村实造和小林行雄等调查了辽上京遗址，并做了城址实测图，发现北城西北角的人工池遗址、西侧高地的“土坛”（地表呈圆形的建筑基址）和石龟趺。特别是在辽上京北城内发现了窑址[29]。1941年，三宅俊成、大内健等调查了辽上京北城和南城遗址，以及周边辽代遗迹，并绘有城址草图[30]。

根据《辽史》记载可知，辽上京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组成。1943年，小山富士夫等对辽上京皇城内的窑址（学术界称为“辽上京窑址”或“林东窑址”）进行勘察和试掘，并于 1944年进行了为期16天的发掘，劫掠了8000多件瓷片等遗物[31]。曾参与发掘的中国学者李文信于1958年发表了简要的发掘资料，认为辽上京窑址规模小，烧造时间短，是辽代晚期贵族或寺院的产业，不是官窑；并在附录中介绍了辽上京城外的南山窑址和白音戈勒窑址[32]。

（3）中国学者调查和试掘（1950～2010年）

20世纪50年代，辽上京城遭到了人为和自然的破坏。1954年，汪宇平对辽上京城址进行调查，报道了辽上京城皇城南墙被沙里河冲坏，缺口达200多米，以及皇城内现存的石龟趺碑座、石观音菩萨头像被打掉等情况[33]，并清理辽上京附近的白音高洛辽墓[34]。郑隆报道了辽上京古城遭到破坏的情况，表现了一名文物工作者高度的责任心[35]。

鉴于辽上京城址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在文物工作者的关注和国家文化部门的重视下，1961年，辽上京城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配合国保单位的保护管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于1962年对辽上京皇城进行了重点钻探，“而对汉城和郛郭的情况未作更多的了解。在皇城的钻探调查工作中，特别着重城墙和城门的建造结构和纵横街道等交通规划的钻探，对城中宫殿、衙署、寺院和作坊等布局设施情况也作了初步了解”，“并选择重点，开探沟两条。此外，还测绘了皇城遗迹平面图和地形图”。时隔32年，于1994年发表了考古勘查报告[36]。这是本阶段研究辽上京城址最重要的一批考古资料，但是限于当时主客观的工作条件，发表的资料中存在诸多主观臆断，误导了后来学者的认识。

1997年，考古学者对辽上京城进行了航空摄影[37]，为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图像资料。1997年8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辽上京皇城东北部和西北部各试掘2个探方，发掘面积80平方米，清理出灰坑和石砌房基，出土陶瓷器、骨器、铁器和铜钱等，其中以“开元通宝”陶钱较为特殊[38]。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辽上京城址进行了钻探，并在辽上京皇城南部的正南街试掘一条长20米、宽3米的探沟，获得一批重要资料[39]；2002年，还对辽上京皇城的南墙断面和汉城内的南北向道路进行了试掘。

因为考古调查、钻探和试掘资料提供的信息不够充分，所以局限了辽上京遗址的考古学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分两大类，一类是关于辽上京形制结构和相关遗存等的考古学研究[40]，另一类是与考古密切相关学科关于辽上京遗址的探讨[41]。

总之，20世纪有关辽上京城址的考古学研究十分薄弱，还没有大的学术进展和突破。进入21世纪，要想在契丹辽王朝历史和辽代都城研究方面有新突破，只能依靠考古发掘的新资料，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工作迫在眉睫。辽上京城址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是简单地证经补史，而是要从物质文化实物遗存中获得文献中没有的新信息和新史料，最终达到重书辽代历史的学术目标。

（五）图像资料收集和GIS系统建设

1.图像资料收集

做历史时期城市考古，全面收集图像资料是至关重要的。在开展工作之前，需要对与城址相关的区划地图、地形图、影像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其中包括古代书籍中的插图、近现代测绘图和飞机航拍、卫星照片等[42]。通过对地图和图像的分析，可以发现地面调查难以发现的考古线索。

2.GIS系统建设

根据前辈学者的工作经验，要做好城市考古发掘和研究，首先必须要绘制一张大比例的城市遗址平面图。21世纪以来，我们与时俱进，强调要做好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需要建立GIS系统，必须要有一张可以和国家大地测量控制点对接的矢量化的城址平面图。这张图至关重要，是城市考古必不可少的工作基础。在巴林左旗旗委主要领导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辽上京遗址周边的大地测量控制点的数据。于是在2010年，辽上京考古队队长董新林研究员请刘建国研究员做指导，一起带领研究生马小飞和技师于忠昌、张林等在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康立君的配合下，对辽上京遗址的城墙和地貌用RTK进行测绘，制作了辽上京城址地形总平面矢量图（图1），并根据磁北方向对辽上京遗址进行分区布方，将遗址分成100米见方的网格，然后形成10米见方的考古探方[43]，为考古发掘做好了基础准备。

图1　辽上京城址总平面矢量图

3.辽上京工作范围

我们依据辽上京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构成要素，圈定辽上京考古队工作对象的重点范围。辽上京皇城和汉城遗址（含护城壕外50米左右）是考古发掘的核心内容。此外还包括皇城西门外约2000米左右的渤海小城遗址[44]、辽上京城外的南塔和北塔遗址等，以及对辽上京周边山川河湖的调查等。

（六）考古钻探和发掘概况

根据前面梳理的历史和考古文献可知，辽上京遗址位于东北部的乌力吉沐沦河和西南部的沙里河交汇的平原冲积扇上。辽上京遗址由北城和南城构成。《辽史》称北城为“皇城”，南城为“汉城”。

总结以往的考古调查、试掘和研究情况，我们认为李逸友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撰写的内容和辽上京遗址平面示意图[45]（图2）较为符合实际。这是我们开始辽上京遗址考古工作的底图。那么，我们的考古发掘工作怎么切入？首先，我们确定工作重点在辽上京皇城（即北城）。其次，我们根据学术目标，由浅入深逐步开展考古发掘工作。

图2　辽上京遗址平面示意图

（采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278页）

测绘完成辽上京遗址总平面图，发掘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的辽上京考古发掘证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于2011年开始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科学发掘，掀开了辽上京城市考古的新篇章。

1. 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

根据对辽上京遗址的综合考量，我们确定考古发掘工作要始终围绕搞清辽上京皇城遗址布局和沿革的核心目标而展开。这十余年的考古发掘及其成果暗含着我们在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中的工作思路、操作路径和具体方法。

（1）2011年对皇城西门遗址的发掘

为什么首选这里？从大遗址保护的角度看，皇城西门遗址紧邻林东镇城内居民区，各种大型车辆经常由此进入辽上京皇城遗址内，对西门遗址和城内遗迹破坏严重，亟待改变现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城门是一座城市的重要节点，与城内主街相通，大体反映了城市的沿革情况。辽上京皇城遗址有四门，除南门被沙里河破坏，北门被现代道路占压外，东门和西门保存较好。其中东门体量大，位于八一村居住区，而西门体量略小。从发掘科学性的角度讲，我们对辽上京皇城遗址地层堆积、生土和夯土情况都不太了解，不宜直接对核心区大型建筑基址进行发掘。2010年，我们刚发掘了辽祖陵黑龙门遗址，对辽代门址考古有过实践。因此，2011年从皇城西门遗址入手，投石问路，尽可能保证考古发掘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通过考古发掘可知，城门属辽金两个时期（图版二一，1）。辽代的上京皇城西门为单门道木过梁式，外侧有马蹄形瓮城。城门由两侧墩台、单门道和墩台内侧登临城门楼的马道组成，城门上原有门楼建筑。到金代，此城门仍沿用，重建城门的形制结构与辽代基本一致。辽金时期门道基础都是石地栿上有木地栿，再立排叉柱的结构[46]。辽代和金代的门道方向略有不同。辽代城门体量规模较大，金代城门墩台明显变小，门道变窄且进深变短。这反映了上京城从辽代首都演变为金代地方州城的情况。

图版二一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

（2）2012年对皇城西山坡遗址的发掘

从航片和卫片等图像资料上可清楚看到，辽上京皇城西南部有一处高地（习称西山坡），上有东向的建筑群。核心建筑为2座南北并列的东向院落。院落内地表可见有数座建筑基址。有学者认为西山坡建筑群是《辽史》记载的早期宫殿址——“日月宫”或龙眉宫[47]；也有学者曾提及这里可能是佛寺遗址[48]。西山坡遗址地处皇城的至高点，建筑群呈东向，占地面积较大。这个区域的建筑群不管是早期宫殿址，还是佛寺，对于辽上京皇城平面布局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此处遗址被用作汽车练车场，急需有效保护。因此，我们于2012年选择发掘了西山坡遗址北院后部（西侧）的3个并列的建筑基址。通过发掘可知，这3个建筑基址实际上是3座六边形塔基（图版二一，2）。因此初步认定这里是一处辽代始建、金代沿用的皇家佛教寺院遗址[49]。中间塔基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形制结构和体量与应县木塔[50]相仿，出土了精美的泥塑罗汉像等珍贵遗物。此项考古发掘荣获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辽上京西山坡佛寺遗址的确认，增进了我们对辽代大型建筑基址的认识，推进了对辽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的研究。

（3）2013年的考古钻探和对皇城正南街遗址的发掘

2013年起，辽上京考古队在全面踏查、测绘和前两年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开始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钻探[51]，并将学术目标确定为对辽上京宫城形制规模的探究。根据对乾德门遗址的发掘可知，辽上京皇城城墙因金代沿用而保存至今，但是宫城城墙在地表荡然无存。尽管在皇城中部的现地表依稀可见一些大型建筑基址，但基本是辽金时期建筑的并集。只有剔除金代建筑的干扰，才能确认辽代宫城和宫殿址。这就要求考古钻探必须打穿金代建筑等废弃堆积层，才有可能找到辽代宫城的城墙遗迹，钻探工作难度很大。正因如此，2013年以前的几次考古钻探都没有确认辽代宫城的范围。

考古钻探是大遗址考古必不可少的工作环节。考古钻探在寻找墓地和确定墓葬范围方面效果较好，而对城址的钻探通常效果不佳。我们期望辽上京皇城考古钻探工作能有所突破。因此，我们通过考察确定选择正规的洛阳市文物钻探专业队伍后，明确要求考古钻探队必须在辽上京考古队具体指导和监督下进行考古钻探工作。换言之，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钻探工作中，辽上京考古队始终是主导，提出钻探目标；在钻探过程中，考古发掘专家与钻探人员及时沟通，并且委派高级技师参与全程工作并追踪钻探进展情况；对于重要遗迹及时采用考古探沟试掘验证，纠正错误判断，提出新的工作思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要求，辽上京皇城遗址的考古钻探取得了较好的收获，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

2013年，在组织考古钻探的同时，我们选择辽上京皇城中南部的一个“十字路口”进行发掘，目的是了解辽金时期皇城南部道路和相关遗存的保存状况及其沿革，以及这一区域的地层堆积情况。根据发掘资料可知，此处应是宫城外的皇城南门大街（正南街）和一条东西向街道的交叉路口，地层深近5米。在南北向大街两侧有层叠的临街房屋建筑，出土大量陶瓷器残片和建筑构件，为研究辽上京皇城的瓷器和建筑构件编年提供了重要资料[52]。从遗迹剖面图上可以看到，从辽代到金代，这条南北向的南门大街是逐渐由宽变窄的。这或许说明辽上京时期城市管理较好，而金代出现明显的民居占路的现象。文献记载北宋东京开封城内已出现临街开店的开放式街巷布局。辽上京到金代州城的南门大街两侧都有临街建筑，是否也是开放式的街巷布局？这还需要更多考古发掘资料来论证。

（4）2014年对宫城城墙遗址和宫城西门遗址的钻探与发掘

2014年，考古工作重心聚焦到对辽上京宫城的探寻上。研判以往的考古钻探资料，大多推测辽上京皇城北侧高地是皇宫位置，其北侧可能有一道东西向墙体。而东墙、南墙、西墙尚未发现明确的线索。我们在雨后进行地面调查时，曾在皇城中北部的高地上发现一条东西向的黄土带，疑似与北宫墙有关。这是我们进行考古钻探的基点。考古钻探队经过一段时间钻探后，绘制了宫城北墙和东、西墙的走向图。宫城北墙向南衔接的东墙、西墙与北墙不垂直，形成平行四边形。对此我们有疑问，于是布设探沟对宫城北墙和所谓两个南向的“转角”进行试掘。根据试掘结果，确认了宫城北墙是以黄土为主的夯土墙，否定了东墙和西墙所谓的“东北转角”和“西北转角”。换言之，对于东墙、西墙走向的判断都是错误的。我们根据北墙试掘情况，要求考古钻探队根据已确认的黄色夯土城墙线索，向东、西两侧扩大钻探范围，重新寻找东墙和西墙的拐角。在我们的引导下，考古钻探队很快重新确认了宫城西墙的走向，但东墙还是没有线索。考古钻探队顺着宫城西墙向南钻探，发现黄色夯土城墙被一个大灰坑打破，跨过灰坑再往南突然不见黄色夯土了。考古钻探队推测宫城南墙可能已经被毁。考古队经过认真讨论和研判皇城内已知的诸遗迹，认为2013年发掘的“十字街”是宫城南门外的道路，要求考古钻探队以此为南界，向北重新密探到西城墙断头的位置，在其间一定可以找到宫城南墙的线索。根据我们拟定的工作方案，考古钻探队重新进行仔细且艰辛的排查，终于在金代房屋建筑等堆积下找到了一道东西向的灰土带。经过试掘，我们确认这条“灰土带”正是宫城南墙。比较特殊的是，宫城南、北墙所用土料有别，南墙和西墙南侧一小部分用灰土夯筑而成，与西墙绝大部分和北墙全部（已探明部分）均为黄土墙不同。经钻探和考古试掘发现，宫城地形北高南低，南墙因地势低，城墙底部明显宽于北墙。因为宫城北墙东段被破坏严重，所以宫城东墙是根据南墙线索，找到东南角后才得以确认东墙的走向。

这样，通过两年的考古钻探和试掘，我们首次确认了辽上京宫城的准确位置和形制规模（图3），更正以往对宫城范围的错误推测。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平面近方形，东、南、西面各辟一门，目前未发现北门。通过对宫城四面墙体的局部试掘和解剖，初步掌握辽上京宫城城墙的形制结构和营建做法[53]。

图3　辽上京宫城和皇城平面图

经钻探可知，宫城西墙中部有一个豁口，正对皇城西门。我们初步判断这里可能是宫城西门。2014年，通过考古发掘确认此豁口确实是西门。西门由两侧墩台和单门道构成，为木过梁式城门，门道内有将军石和部分石地栿。墩台上应有城门楼。特别重要的是，经过精耕细作的清理，我们确认了辽上京皇城的“三叠层”：第一期以宫城西门遗址为代表；第二期以叠压在宫城西门之上的金代早中期民居房址为代表；第三期以所谓“西大院”院落遗址[54]为代表，属于金末元初的建筑。

（5）2015年对宫城东门等遗址的发掘

确定了宫城位置和形制规模，2015年的考古工作重心自然是搞清辽上京皇城、宫城朝向和轴线问题。通过对地面考古调查和钻探线索的仔细研判，我们初步认为辽上京宫城和皇城东门连线的东门大街，进入宫城内，其延长线上可能存在一组宫殿建筑。换言之，辽上京皇城可能是朝东规划的。为验证我们的推断，辽上京考古队于2015年试掘了皇城东门遗址和宫城东门内的一号殿院落遗址，发掘了宫城东门遗址。通过发掘，我们惊喜地发现辽上京皇城东门是一门三道的过梁式城门（图版二二，1），是历史时期帝都的城门规制；金代改为单门道过梁式城门。辽代宫城东门是一座殿堂式城门，也为一门三道规制[55]（图4）。而辽代宫城东门内的一号殿院落是一座朝东开门、西侧正中布设大型宫殿的长方形廊院。对比皇城西门和宫城西门都是单门道规制的情况，可以初步确定辽上京皇城和宫城是以东为尊规划设计的，应存在东向的轴线。

图版二二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

图4 宫城东门平面图

（6）2016年对宫城南门遗址的发掘

我们提出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存在东向轴线的观点后，有些学者根据文献质疑：辽上京皇城是否还有南向轴线？辽上京皇城是单轴线还是双轴线？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于2016年重点发掘了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并试掘了东门大街和宫城东向轴线上的二号院落遗址。

根据发掘资料可知，辽上京宫城南门位于宫城南墙中部偏西，坐北朝南，是一座单门道过梁式门址（图版二二，2）。城门包括东西两侧的夯土墩台、中间的单门道和内侧（北侧）登临墩台的马道三部分，城门墩台上有门楼建筑[56]。结合历史文献可以推定，宫城南门应是《辽史》所载之“承天门”，其始建应不晚于辽天显元年（公元926年），损毁年代应在金代初期。

通过试掘可知，东门大街在辽代残存宽度至少40米；金代沿用此街，但明显变窄。二号殿院落仅存东侧院门址和南北两侧的东半部分廊庑遗址，西侧已暴露基岩，西侧殿址是否存在已无迹可寻。现存的廊房结构与一号殿院落廊房相同。

通过本年度考古工作，再综合前几年的考古钻探、试掘和发掘成果可知，辽上京皇城存在明确的东向轴线，而没有南向轴线。

（7）2017年对宫城内宫殿遗址的发掘

2017年，我们选择东向轴线上的至高点——一处自然高地上的3个建筑基址进行发掘，目的是了解辽代宫殿址的形制结构，进一步验证对东向轴线的认识。

通过考古发掘可知，一号建筑基址（2017JZ1B）位于东向轴线上自然地势最高点的最西侧。辽代的殿址平面近方形，在其南、北、西侧都没有发现踏道，推测其踏道在被破坏的东面，为坐西朝东的建筑。三号建筑基址（2017JZ3）位于一号建筑基址的西北侧，也在自然高地上，为面阔5间、进深4间的东向建筑，在金初被废弃。建筑四周有土坯院墙，东向有院门。

辽上京宫城范围内有南、北两处自然高地。一号建筑基址（2017JZ1B）位于南侧的自然高地，正在东向轴线的至高点上。这似乎说明辽上京宫城和东向轴线上的建筑，在营建之初都是经过精心规划的。轴线上的宫殿群的右后方（宫城外），是辽上京皇城的至高点，西山坡佛寺遗址矗立于此。这或许蕴含特殊的规划理念。

在金代，一号建筑基址（2017JZ1B）被重新改建为一座南向的小型建筑（2017JZ1A）。同时，在其北侧新建一座大型建筑，即二号建筑基址（2017JZ2）。二号建筑为南向，面阔5间、进深3间。其台基壁面包砖采用磨砖对缝，工艺讲究。在一号建筑基址（2017JZ1A）南侧还建有一个小型建筑（可能是牌坊类建筑）。这样，这里就形成了一组金代南北向的大型建筑群。这反映了辽金时期宫殿建筑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同时也表明这组金代的大型建筑是在原来辽上京宫城核心区域内改建或新建的，可能是金朝初期的政治中心所在。

（8）2018年对宫城内西北部的长方形建筑基址群的发掘

辽上京宫城西北部有一组大型的长方形建筑基址群，地表遗迹清晰可见。从南至北共5排。南侧4排分东西两列，对称分布；最北排为一座东西相连的建筑址。李逸友等曾将其推定为辽代宫殿址。这组建筑群占地面积较大，其时代和性质对于认识宫城的布局和沿革至关重要。

2018年，我们选择西列南数第3座建筑址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一座南向的长方形建筑，共有15间，进深3间。建筑内部中间有隔墙，分为东、中、西三大隔间，每个隔间均面阔5间（图版二三，1）。每个隔间的当心间南侧台基下，都有三瓣蝉翅慢道。经过关键性解剖发掘，我们了解到此建筑经两次营建，始建于金代初期，废弃于金末元初。特别重要的是，通过关键性解剖发掘意外地发现了两个奠基坑，分布于东、西慢道的轴线上。其东隔间地面下的圆形祭祀坑以葬人为主，西隔间地面下的方形祭祀坑以葬马等动物为主。其中葬人坑底殉有14个个体，有5具完整人骨，余为9个人头骨或下颌骨等。部分有砍凿痕，表明是暴力致死。可识性别者均为女性，年龄最大的只有21岁，最小的还是一个婴儿。这为研究辽金时期建筑和奠基礼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该年度的考古发掘成果否定了这组南向建筑群属于辽代的认识，推进了对辽上京宫城布局的认识。

图版二三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

（9）2019年对宫城中北部宫殿址的发掘

宫城西北部的长方形建筑群被确认为金代建筑。在这么大区域内难道没有一座辽代建筑？这显然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宫城内北侧另一处自然高地上的大型建筑基址，是否是辽代的重要宫殿址？这些问题都与认识宫城布局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于2019年选择这两处的建筑基址进行发掘。

在宫城西北部的金代长方形建筑群中间，有一处大型建筑基址（2019JZ2）。经发掘可知，辽代大型殿址（2019JZ2B）坐西朝东，主殿面阔7间，进深4间，两侧有挟屋，外接廊房，形成东向的长方形院落。其形制结构与宫城东向轴线上的一号殿院落一致。金代建筑基址（2019JZ2A）是在破坏削减辽代宫殿址（2019JZ2B）的基础上改建的，建筑规模明显变小，并改为南向。较为重要的是，辽代长方形院落的廊房建筑被金代长方形建筑基址破坏并叠压，这再次印证了2018年我们对长方形建筑基址断代的准确性。

在宫城内北侧自然高地上有一处大型建筑基址，考古钻探资料误将辽金不同时期的建筑混为一谈。根据考古发掘可知，辽代一号建筑基址（2019JZ1）是一座体量很大的建筑，坐西朝东，台基平面近方形，边长约51米，主体建筑面阔9间，进深8间（图5）。此建筑柱网很密，里边有几个隔断，所以我们推断它是一座性质较为特殊的辽代大型宫殿址。宫殿的内墙饰白灰面，外墙为红墙皮，十分醒目。此建筑为辽代始建，金代废弃[57]。金代重建了一座南向的小型建筑基址，面阔3间，进深3间。台基南侧正中有五瓣蝉翅慢道。

图5　宫城2019JZ1B复原平面示意图

（10）2020～2021年对皇城西山坡佛殿遗址的发掘

鉴于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的重要价值，从寺院布局上看，仅搞清以佛塔为中心的北院是不够的，而且目前关于辽代城市内寺院遗址全面发掘的考古资料匮乏，限制了对于辽代佛教考古的研究，因此，2020～2021年，辽上京考古队重点发掘了西山坡遗址以佛殿为中心的南院。南院为东向的长方形院落，从东至西轴线上依次有山门（图版二三，2）、前殿和后殿，四周有连廊围合。结合2012年发掘的北院可知，西山坡佛寺总体是塔殿并重的格局。另外，在南院、北院的南北两侧还有地势较低的东向附属院落；多进院落可能以墙体围合，组成规模庞大的西山坡佛寺。西山坡佛寺北院、南院及两侧附属院落均为辽代始建并沿用到金代，朝向始终为东向，建筑性质始终为佛寺。这些都反映了辽、金两代城址布局和佛寺布局的沿革情况。

2.考古发掘重要成果

2011～2021年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工作，都是围绕辽上京布局和沿革而展开的，主要成果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的位置和形制规模，更正以往对宫城范围的错误推测。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平面近方形，东、南、西面各辟一门，目前未发现北门。

第二，首次从考古学上确认辽上京皇城存在东向轴线，即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宫城内一组东向的大型建筑院落，以及贯穿其间的东西向道路遗址，呈东西向轴线布局。理由有三方面。其一，辽上京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都是一门三道规制，而皇城西门、宫城西门和南门都是单门道规制。显然东门等级规格最高，应为礼仪之正门。其二，辽上京时期的东门大街至少有40米宽，而南门大街最宽约20米。东门大街是南门大街的两倍多宽，显然是辽上京皇城最重要的主街。其三，从皇城东门到宫城东门形成的东门大街轴线上，进入宫城内依次坐落有一号殿院落、二号院落和三号宫殿址等宫殿建筑；而南门大街进入宫城南门后，没有发现相应的宫殿址。

第三，初步搞清了辽上京主要布局和规划思想。辽上京平面呈“日”字形，皇城（北城）为内城，汉城（南城）为郭城。皇城是以宫城为核心，坐西朝东，有明确的中轴线。宫城位于北城中部偏东。其后面即皇城西南高地，建有皇家寺院。皇城西北部有池苑；东北部为空地，推测为毡帐区。城内有东西纵街，也有南北横街。皇城城门并不相对。辽上京“日”字形平面布局和皇城“回”字形环套式规划的混搭模式，是秦汉以来都城规划理念和营建模式的创举。契丹统治者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因俗而治”政策和汉族农业文明传统的“皇权至上”思想有机结合，完美地体现在辽上京城的规划和营建上，堪称“辽上京规制”[58]。

第四，基本搞清皇城西山坡遗址作为一处辽代始建、金代沿用的佛教寺院的主体格局和重要价值。此佛寺位置重要、规模庞大，是当时辽上京城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佛寺分为南、北两个院落，总体是塔殿并重的格局，从而否定了普遍认为西山坡遗址是辽代早期宫殿址的认识。西山坡遗址的定性，对认识辽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有着重要意义。

第五，初步建立辽上京皇城典型遗物的年代序列。通过一系列地层关系明确的典型遗物研究，初步建立瓦当等建筑构件和瓷器等的年代序列，为推定其他建筑遗址的年代奠定基础，有效地推进对辽上京城址始建、使用、改建、废弃等历史演变过程的认识。

第六，初步了解到辽上京都城建筑的形制类型、历史沿革及其建筑技术特点。从皇城和宫城的东门、西门遗址来看，辽上京的城门主要可分为以皇城东门、宫城南门为代表的过梁式城门和以宫城东门为代表的殿堂式城门两类。通过对皇城墙、宫城墙、大型宫殿址、西山坡佛塔和佛殿遗址、南部街道及临街建筑等多种类型遗址的揭露和解剖发掘，我们对辽上京城墙、宫殿、佛寺、街道的形制做法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为我们研究辽代建筑的形式、技术及其源流发展等提供了难得的考古资料。

通过对皇城遗址的普探和对皇城内几处重点遗址有计划的发掘，我们较全面地了解到皇城内原始的地形地貌和地层堆积情况，初步厘清了从辽上京到金代地方城的沿革情况。

（七）精耕细作考古发掘和关键性解剖发掘方法案例

一切考古发掘资料都是新史料。这些新史料的可靠程度取决于田野考古发掘的质量。因此，辽上京考古队特别强调精耕细作的田野发掘和关键性解剖发掘的工作环节。

1.精耕细作考古发掘案例

精耕细作的考古发掘，首先体现的是工作态度，其次是工作方法。我们以宫城东门遗址发掘为例，略做介绍。

根据最新的考古钻探资料，在宫城东墙中部有一处较宽的豁口。豁口范围内仅见灰坑和灰沟花土。这个豁口与皇城东门位置相对，因此我们推定它应是宫城东门遗址，即《辽史》记载的东华门遗址。

从地表看，宫城东门区域遗址保存很差，破坏严重，残存的遗迹保存很浅。当时仍是从八一村通往原303国道的通道。我们的考古发掘工作有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布设探沟进行试掘。我们最初是想了解宫城东门的保存状况，于是在宫城东墙豁口的中心位置布设一条平行于东墙方向的东西宽2米、南北长30米的探沟。清理地表层后，局部夯土直接暴露。残存夯土很薄，接近生土，而且有条东西向的金代道路（两侧有路沟）破坏了“东门址”。我们最初在探沟内只是清理出几个金代灰坑，没有找到辽代城门的遗迹现象。但我们没有急于放弃，回填探沟，而是把探沟内的金代灰坑照相、绘图后，刮净壁面，对其壁面土质土色和周边情况进行仔细观察和分析，进而意识到探沟内南侧的一处圆形石块堆积（被金代道路叠压），与北侧几个金代圆形灰坑的彼此距离大致相等，南北成列地排在探沟内，而且个别灰坑底部有小石块。考虑到我们是沿着城墙方向（按遗迹方向）布设的探沟，这处圆形石块堆积和几个灰坑，是否会是破坏的辽代城门的磉墩？宫城东门会不会像渤海皇城南城门一样是座殿堂式城门？这个思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第二，根据探沟的线索确定重点发掘范围和学术目标。根据探沟内发现的蛛丝马迹，既然觉得那些灰坑有可能是破坏的磉墩，那么或许在探沟外的范围内还会发现没有破坏的磉墩。因此，为了实现本次发掘的核心目标——搞清宫城东门的形制结构和沿革，我们决定扩大发掘面积，对宫城东门遗址布设探方并进行全面揭露（见图4）。

第三，确定发掘思路和具体技术路线。按照遗迹方向布方，在遗迹的关键结构位置处留取隔梁剖面。因为已知遗址破坏严重，所以我们要求每个发掘队员必须贯彻“精耕细作”的工作信条，对所有遗迹都要特别仔细地进行判断和清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当时天气高温，发掘的文化层和遗迹现象表面很快就变得干燥，难以判断遗迹现象。我们每天要不断地大量洒水后，再刮平面和剖面，非常认真地寻找和区分可能存在的所有遗迹现象。

经过2个多月的考古清理后，暴露的考古遗迹现象实在难以让人满意。东城墙中间的豁口被破坏得支离破碎。此处遗迹从地表到生土仅存30厘米左右。除了发现零星分布的夯土外，在金代道路两侧存在大量的金代破坏的灰坑遗迹。那么，还能否确认辽上京宫城东门形制结构和规模？当时我们心里确实没底，但要求考古队员必须全力以赴，进行“精耕细作”的考古清理。

根据既定的发掘目标，在确认遗迹的叠压打破关系之后，我们对破坏了宫城东门遗址的晚期遗迹（金代灰坑等），逐一进行全部清理，并做好各种记录。在此基础上，将诸灰坑等壁面刮干净，利用其剖面，仔细区分土质土色，力求找到残存的不同夯土和生土的界限。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充分暴露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的残存全貌。晚期遗迹（金代灰坑等）的破坏剖面可以增加辽代城门建筑结构的解剖截面的数量，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和搞清遗迹的形制结构及其始建、使用、废弃过程，并通过地层关系明确的出土遗物来判断城门遗迹的年代。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最终找到了辽上京宫城东门的遗痕。虽然表面上看，“灰坑”都是金代的破坏坑（包含金代遗物），但通过精耕细作发掘和精心分析研判之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特征：这些“灰坑”平面基本呈圆形，个别没有被完全破坏的坑内还残存分层夯筑的夯土和石块层。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灰坑”经测量并绘成总平面图后，我们惊喜地发现它们南北成行，东西成列，形成面阔5间、进深2间的柱网格局（图版二四，1）。显然这些金代“灰坑”都是辽上京宫城东门的磉墩残迹。通过精细化的考古清理，我们把夯土线和生土线都画好后，宫城东门基址的基槽、台基和慢道等的轮廓也逐渐显露出来。三门道的殿堂式城门形制初现端倪（见图4）。

图版二四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

第四，对关键部位进行解剖发掘。从2011年起，我们引进了古建筑考古工作理念，将每个建筑基址都当作一座被废弃的古建筑来进行精细化考古清理和关键性解剖发掘，力求究明其形制结构和历史沿革。这是城市考古最重要的工作环节。在宫城东门遗址全面揭露并科学记录完成后，我们力求用最小解剖面积解决最重要的学术问题，着手对遗址关键位置进行“手术刀式”解剖发掘，以便了解城门是否经多次营建、城门建筑及其基础的营造次第、城门营建之初的地形地貌等，为多学科研究提供更为详实的基础资料。我们通过精耕细作考古发掘和关键性解剖发掘，最终搞清了宫城东门的形制结构和营建次第，达到了预期的学术目的[59]。

需要强调的是，辽上京宫城东门发掘工作全过程中，我们每天用全站仪、RTK或三维数字照片建模，对全部遗迹和重要遗物进行测绘，力求保证资料的完备。我们要求技师每天整理测点资料并完成绘图，第二天还要对测图进行现场校对，实现考古发掘和测绘的互校模式。这种工作模式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宫城东门遗址破坏的严重程度，只有到现场看到才会有切实的感受。在我们发掘后期，时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带领几名研究生到发掘现场参观考察。杭院长感慨地说：“破坏太严重了，考古现象太复杂了，这样的遗迹现象也只有你们能清理出来！”这是对我们精耕细作考古发掘的充分肯定。如果考古工作者没有高度的责任心，不够认真仔细地清理各种残存遗迹现象的话，可能的发掘结论就是：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破坏十分严重，遗迹现象不清楚，形制结构不详。但是，经过我们精耕细作的考古发掘和关键性解剖发掘后，结论完全不同：辽上京宫城东门虽破坏严重，但形制结构基本清楚，是一座面阔5间、进深2间的殿堂式城门，为一门三道规制（见图4），是辽上京城中比较特殊的城门形制（其他城门都是过梁式城门）。

2.关键性解剖发掘方法案例

关键性解剖发掘，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诸位同仁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明晰的城市考古中新的考古发掘方法[60]。我们在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中不断尝试和总结提升，极大地促进了考古发掘的精细度和深度，获取了更为丰富、全面的城市考古发掘资料信息。

辽上京考古队从发掘伊始，不断地尝试关键性解剖发掘方法。从不敢到敢，从外围到核心，不断总结关键性解剖发掘方法的得与失，积累了较多经验。这种发掘方法与以往对建筑基址“见面即停”的发掘方法有很大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通常有多次营建的现象。以往“见面即停”的工作方法，只是发掘到保存较好的晚期建筑基址的平面上，就主动放弃了对始建或略晚的建筑基址考古资料信息的收集和认识。这明显存在收集发掘资料不全的现象，类似新石器时代遗址没有发掘到生土。

历史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夯土台基的台面、壁面和始建地面等多有砖石铺设或包砌，甚至台面上还有保存较好的建筑基础等。发掘者不忍对保存较好的晚期建筑遗址进行“破坏”，“见面即停”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强调的关键性解剖发掘，同样注重对保存较好的晚期建筑遗迹的保护，不是全面清理晚期的大型建筑基址，而是精心分析研判，选择关键性位置，通过“手术刀式”解剖发掘，搞清早期建筑基址形制结构和柱网布局等，以获得更详实、更完整的考古资料，更好地认识大型建筑基址的始建、使用、改建和废弃的过程，认识其建筑形制结构的变化和营建次第等。这个发掘方法的核心是发掘领队确定在哪个地方进行关键性解剖。我们通常是根据必须要解决的学术目标，在已有破坏的位置和能解决问题的节点进行关键性解剖发掘。力求用最小的发掘，尽可能多地收集考古资料，实现既定的学术目标。下面以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考古发掘为例，侧重讲关键性解剖发掘的程序和效果。

辽上京宫城南门及两侧城墙的夯土遗迹和道路遗迹等大致埋藏于地表下约1.6～3.6米。本着“保护为主”的原则，用有限的发掘面积尽可能解决更多的研究课题，我们选择对宫城南门及其西墩台遗址全部和东墩台局部进行揭露（见图版二二，2），力求确认城门建筑和道路的中轴线位置以复原城门完整规模和布局。

根据发掘资料可知，辽上京宫城南门位于宫城南墙中部偏西，坐北朝南，是一座单门道过梁式门址，方向为15度。城门遗迹包括东、西两侧的夯土墩台，中间的单门道，登临墩台的内侧（北侧）马道和宫城南墙四部分。根据本次发掘所见宫城南门遗址的建筑形制、营造次第和出土遗物，结合历史文献可以推定，宫城南门应是《辽史》所载之“承天门”，其始建应不晚于辽天显元年（公元926年），损毁年代应在金代初期。发掘区范围内发现金代道路、民居和灰坑叠压或打破宫城城门和城墙等现象，反映出金朝废弃了辽上京宫城、沿用南门大街道路的情况[61]。

我们仔细地将金代小型房屋等遗迹清理干净后，将辽上京宫城南门的遗迹现象全部暴露出来。对辽上京宫城南门进行照相、绘图，完成文字记录后，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城墙和墩台的关系，了解墩台和门道内垫土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目标明确的关键性解剖发掘才能完成。辽上京宫城东门的营建，是先修筑两侧的城墙，预留豁口，再修筑城门台基基槽和夯土台基。那么宫城南门是否也是一样的做法？综合宫城南门墩台、门道、马道和城墙等位置进行关键性解剖发掘所见的遗迹现象（图版二四，2），可将辽代宫城南门的营建分为早晚两期（图6）。

图6　宫城南门平、立面图

第一次营建（早期）是在生土上先筑两侧城墙，预留豁口作为城门位置。在豁口内打破生土下挖基槽、夯筑门道基础。门道宽约8.3米。门道中间位置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础坑，应和本期城门基础结构相关。推测此时或许仅建有乌头门。

第二次营建（晚期）是在城门城墙两侧增设墩台，墩台上建有木构门楼，形成过梁式城门，并在内侧增筑马道。这与《辽史·地理志一》所载“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相符，可能与辽太宗“辟承天门”有关。从平面上看，城门城墙和墩台有分界线。通过关键性解剖发掘，可明确城墙夯土和墩台夯土先后营建的关系，可知墩台下有基槽，墩台壁面经3次修筑（图7）。第一次修建，做法是先在宫城南墙南、北两侧挖基槽，随后加筑夯土墩台。墩台边壁立面抹一层黄泥。在城墙北面（内侧）的墩台东、西两侧加筑马道。第二次改建，是削减墩台南、北两侧夯土，在略内收的边壁上抹白灰皮，同时抬高墩台外地面。第三次改建，再次削减墩台南、北两侧夯土，墩台壁面为先下挖基槽、埋土衬石，其上包砌长方形青砖。马道也变窄。外侧地面抬高。门道经过使用，在前期基础上抬高形成新的路面（LM1A、LM1B），门砧石、门限石等门道内设施也相应抬高。本次改建是宫城南门废弃前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营建。这样，我们通过目标明确的关键性解剖发掘，基本确认宫城南门的营造次第和做法。

图7　宫城南门西墩台西北角解剖沟局部（西→东）

宫城南门的门道基础是先做条形夯土基槽，在东、西两侧的基槽上等距离布设6个石柱础，础石上有木地栿，地栿上再立排叉柱。门道中央现存门砧石、门限和将军石等。门道内路面经3次铺设。通过关键性解剖发掘，在将军石南侧发现一个埋藏坑（H109），南北长0.6、东西宽0.55米，叠压于最早路面（LM3）下。坑内有两副基本完整的狗骨和两个羊头骨。

永定柱的确认，是精细化发掘和关键性解剖发掘的重要成果。我们在仔细清理干净金代民居的柱洞等遗迹，排除金代对辽代城门的破坏干扰后，通过反复观察，在宫城南门的西墩台夯土表面，新确认一列柱洞（柱坑）。其中南、北两侧的柱洞（ZD1和ZD2）很深，底部均有柱础石，且洞内有黑色木炭灰（图8）。二者之间似乎有 1个浅础坑和1个破坏坑。我们推断这2个柱洞很可能与“永定柱”有关。我们通过关键性解剖发掘证实这2个深柱洞正是“永定柱”遗痕。“永定柱”是在夯筑墩台的过程中，下挖基坑，其内埋入柱础石，础石顶面与墩台地面基本相平，其上立长木柱，夯筑在夯土墩台内，承托城门的门楼建筑（图9）。从平面位置看，这两个柱洞应是墩台木构门楼平坐的西南、西北角柱位置。由此可知，城门平坐角柱采用了《营造法式》中“永定柱”做法。两柱洞柱心距，即平坐总进深约6.1米。若据此对称复原，平坐总面阔约为15.7米[62]。这是辽代城市考古中第一次发现永定柱现象。历史时期城市考古中鲜见“永定柱”资料公布。

图8　宫城南门永定柱ZD1（南→北）

图9　JPG19所见永定柱ZD2（北→南）

（八）多维度的考古资料信息记录

辽上京考古队特别强调在考古发掘全过程中考古记录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所有的发掘工作及其资料成果，最后都要且只能体现在文字、照片和绘图等记录上。科学准确的记录应是考古发掘过程的真实“影像”和再现，是考古发掘报告编写的基础。在发掘过程中，我们也强调要全面收集出土遗物，即陶瓷片、动物骨骼、人骨，以及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而对筒瓦和砖等大量建筑构件应制定标准，尽量多采集标本。

辽上京考古队不仅要求考古发掘的遗迹记录和探方记录要详细，而且对发掘日记也有明确要求。我们强调发掘日记要有发掘遗迹现象的草图，要画各种遗迹关系的测稿，与文字互对。这样可以促进发掘者思考，更准确快速地判断遗迹现象。真实详细的考古文字记录对于考古报告的编写，对于保障发掘的科学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考古照相是发掘真实度的体现。从什么角度拍摄遗迹现象，是有讲究的。需要多观察、多训练，才能拍摄出好的遗迹照片。我们要求尽量多地从不同角度拍摄遗迹照片。这样可以更全面客观地记录考古发掘的过程。对于特别重要的遗迹，还要做三维影像建模的照片记录，再用电脑合成三维影像。对重要遗迹录像，也是收集资料的重要方式。

考古绘图是考古发掘科学记录的重要内容。辽上京考古队在发掘过程中，每天都有专职测绘人员全程用全站仪和RTK来进行测量，记录每天发掘的遗迹现象，再根据需要及时用电脑成图，为在发掘中认识判断新现象提供参考。我们要求的精度高，在2012年对西山坡佛寺遗址发掘时，测绘人员对塔基台面上的每块砖都做了测量。一天用全站仪要测2000多个点，很辛苦，但当我们看到电脑成图的良好效果时，很有成就感。根据三维信息记录，可以从任何一个截面成图，极大地提升考古发掘资料的信息量。

辽上京考古队能够与时俱进，追踪先进的科技考古手段，来提升照相和测量精准度。从全站仪到RTK，再到大疆无人机航拍等，辽上京考古队往往是最早使用先进仪器的考古队之一，切实提升考古发掘资料收集的精度。辽上京考古队的科技助力考古发掘，得益于我所刘建国研究员的支持和帮助。他几乎每年都到辽上京遗址给予测绘和航拍指导。

（九）多学科的立体研究

我们一直主张，田野考古发掘是考古学的根本，科技考古和多学科合作研究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辅助手段。辽上京考古队十分重视多学科的合作研究。我们强调做好精细化考古发掘，在科学全面地获取遗迹和遗物资料来研究历史的同时，也十分注重遗址中各类标本的科学采样，以加强对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生存环境等的综合研究。辽上京考古队经常邀请从事遥感考古、建筑考古、陶瓷考古、环境考古、历史地理、动植物考古和人骨鉴定等方面研究的学者到考古工地交流和研讨[63]，一些合作研究的成果已发表。

（十）大遗址保护是目的

主动性发掘的城市考古工作，都是重要的大遗址考古工作。现在的考古领队（项目负责人）不仅要负责组织城址的考古发掘，而且要负责对发掘后的重要遗址进行有效保护。辽上京遗址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百项大遗址之一，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就力求做好各种遗迹现象的清理、提取和保护等；工地发掘结束后，我们会对每处发掘的遗址进行精细化的保护性回填。而且我们一直参与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方案制定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文本的编写，力求配合地方政府做好对辽上京遗址长期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三、辽上京城市考古工作方法的思考

每项城市考古都是前仆后继的长期工作，需要一代又一代学者传承和发展。老一辈考古学者在城市考古方面，总结和积累了丰富的考古发掘方法和研究经验。辽上京考古队继承了老一辈考古学者的优良传统，认真学习和借鉴前辈学者的考古工作方法和经验。通过十余年来的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我们不断总结辽上京城市考古发掘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更新我们考古发掘工作的理念和操作方法。

（一）考古领队是关键

一个考古发掘项目完成的如何，主要取决于考古发掘项目领队。考古遗址不可再生，考古发掘工作通常是不可逆的。如何在考古发掘中获取科学、准确、详实的资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在主持或参加考古遗址发掘时，必须心怀敬畏，敬畏古人，敬畏古人留下的遗址；要摒弃浮躁，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认真做好每一天的考古发掘工作。

作为一名好的领队，要坚持每天在田野发掘工地指挥。宏观上要围绕总体工作目标精心设计每年的考古发掘计划，微观上要能在现场及时判断处理各种遗迹现象。这样才是高质量考古发掘的前提和基本保障。作为考古领队，应该具备以下几项基本素质：一要有一个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二要有宏观视野和良好的课题意识；三要有扎实的考古学基础和过硬的考古发掘技能；四要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五要有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六要有吃苦耐劳、甘于寂寞、勇于奉献的精神；七要有大遗址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二）荒野型城市考古的基本方法

结合前面介绍的辽上京城市考古工作流程，我们简要梳理荒野型城市考古工作的基本方法和路径。

1.明确学术目标

荒野型城市考古大多是以主动性发掘为主。因此，项目领队务必要明确城市考古的核心学术目标。要确定学术目标，需要对所在城市及这个地区的历史文献和考古文献进行详细梳理和研究。辽上京考古队以“配合大遗址保护的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为课题，在田野发掘中始终围绕厘清辽上京遗址布局和沿革的核心目标而开展工作。针对辽上京遗址本身的特点，积极思考和不断创新，拟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寻找合适的工作思路和切入点。

2.建立地理信息系统（GIS系统）

老一辈考古学者强调做都城类大遗址，必须有一张测绘总平面图，即1∶5000或1∶2000的大比例地形图。这是因为都城面积大，发掘地点可能较为零散，需要将历年的发掘地点和遗迹现象标在总平面图上，才能对城址有一个整体把握。辽上京考古队在发掘之初，就致力于建立辽上京遗址GIS系统，即首先绘制了一张总平面矢量图。辽上京遗址GIS系统是由考古管理人员利用计算机硬件和CAD等软件，对辽上京遗址考古测绘数据，以及相关的地理数据等进行高效获取、存储、更新和分析的平台。辽上京考古队借用国家地理信息系统的地方大地测点，建立起辽上京城市考古资料系统化和一体化的平台。我们将所有考古发掘地点和遗迹现象、重要文物都标注在总平面矢量图上，极大地方便了对于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和再研究，也可以保障考古工作的长久持续性。

3.明晰城市考古要素

要研究城市主要布局和规划，需要大致明确城市构成的基本要素。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64]，我们把历史时期城市构成的基本要素归纳为6项：城墙（边界范围）、城门（重要节点）、街道（线性路径）、宫城或主要衙署等（功能分区：政治中心、商业区、宗教和礼制区、居民区）、宗教性或礼制建筑（地标）和轴线等。这正是我们进行辽上京城市考古发掘和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和切入点。

4. 田野工作基本方法

城市考古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仍然是考古调查、钻探、试掘、发掘和关键性解剖等。

（1）考古调查和钻探

荒野型城址的发现，离不开考古调查。要进行荒野型城址的考古发掘和保护规划的制定，考古钻探和试掘工作是必要的。因为大遗址面积大，考古发掘工作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所以要全面了解一个城市大遗址，考古钻探和考古试掘相结合，是十分有效且可行的方案。考古专业人员主导下的考古钻探，效果才会更好。

（2）精细化考古发掘

都城类大遗址都是十分重要的国保单位。考古遗址的不可再生性需要考古工作者敬畏古遗址，需要精细化考古发掘，才能无愧于先人，无愧于大遗址。我们强调主动性的大遗址发掘中，必须要精耕细作，尽可能客观全面地揭露出各类遗迹现象，做好科学记录。当然，这需要对不同的城市要素基本知识的掌握，需要不断提升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技能，不断积累考古发掘经验。我们是精耕细作考古发掘的受益者，可参上文所述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考古发掘案例。

（3）关键性解剖发掘

关键性解剖发掘是辽上京城市考古的重要特色之一。目前考古工作者发掘大型建筑基址时，大多采用“见面即停”的方法，结果只能看到大型建筑基址最后废弃时的状态。要深入了解一个大型建筑基址不同时期的形制结构和营建次第，必须对其进行深度的关键性解剖发掘。

我们清理出来的大型建筑基址，有些保存很好。我们要考虑对其保护，不能做大规模的破坏性发掘，因此关键性解剖发掘就显得十分重要。对解剖发掘的关键位置，需要慎重抉择，需要项目领队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深度研讨。我们强调必须是用最少的解剖沟，力求获取最多的重要资料信息，以达到遗址保护和学术研究双赢的效果。我们通常尽量不破坏晚期建筑的关键遗迹现象，寻找空白的地方或者遗迹现象本身已破坏的地方作为布设解剖沟的位置。同时，我们也会选择重要且关键的位置布设解剖沟。这时我们要确保已对晚期现有遗迹现象做好各种记录，可以三维重现遗迹现象。

在辽上京遗址中，关键性解剖发掘获得的资料信息，极大地提升了辽上京城市考古的质量和深度，极大地推进了对大型建筑基址形制结构和营造次第的研究，也为认识大遗址和单体建筑的始建、使用、改建和废弃过程提供了可靠资料。只有这样，城市考古工作者才会逐渐形成在都城发掘中的整体思维，将每个单体基址作为立体建筑的废墟，侧重从营建程序和形制结构的角度，对城市遗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从而获得最大的信息量。

（4）传统方法的新尝试

这些年，我们根据辽上京城市考古的实践，在前人城市考古发掘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创新。

第一，按遗迹方向布方。以往考古发掘遗址时通常按正方向布方，以方便准确记录遗迹或遗物的二维坐标。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测绘工具采用的是罗盘、皮尺或各类平板仪器。而现在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我们普遍使用全站仪和RTK来测量遗迹和遗物，不再需要借助探方的方向定位。因此，我们主张发掘大型建筑基址时，可以根据考古调查和钻探的线索，按遗迹方向布方。因为全站仪和RTK的三维测量数据，不需要传统的正方向，可以直接导入电脑中成图，并及时更新到辽上京遗址总平面图上。按遗迹方向布方的好处，一方面可以尽量保障发掘遗迹的完整性，以及探方边缘的规整性，提高发掘面积利用率；另一方面也利于提升考古测绘成图和影像资料的精度与美观度。

第二，保留关键隔梁。历史时期都城类大遗址的发掘与先秦时期考古发掘有所不同。先秦时期考古发掘布方通常是以边长5米的探方为主，而历史时期都城等城市考古发掘通常以边长10米的探方为主，有的地方以边长20米的探方为主，甚至有的发掘项目采用“无探方法”，直接揭露大型建筑基址[65]。辽上京城市考古的发掘实践中，我们认识到边长10米的探方法发掘是行之有效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地层堆积与先秦时期聚落遗址的堆积有所不同。要客观准确地区分大型建筑基址的始建面、使用面和废弃面，确定其形制规模和年代变化并不容易。在对这类大型建筑基址的考古发掘中，需要留一个从地表到生土的总剖面，这样才有利于我们认识和解决上述问题。若没有关键性的层位解剖面，很多重要的遗迹现象的时代和遗迹关系很难说清楚。

第三，必须重视地层学，解剖到生土。城市考古发掘中，地层学被忽视的现象比较严重。辽上京考古队强调地层学在考古发掘中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取得了很好的发掘效果。辽上京城市考古发掘突破“见面即停”的模式，采用整体保留、关键性解剖发掘的方式，将大型建筑基址的局部发掘到生土。我们很注重大遗址保护，注重大型建筑基址的整体保护，但是我们必须要获取相对完整的考古发掘资料和信息，因此必须进行局部关键性解剖，发掘到生土。

5.多维度全息考古记录

考古发掘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遗址的“破坏”过程。我们发掘时的考古记录若不够详细、全面，这种主动“破坏”就会成为真正的破坏。只有科学、全面、系统地进行考古记录，我们才能尽可能让经考古发掘消逝的“考古遗存”再现。考古遗址的不可逆性，要求我们在考古工作中要怀着敬畏之心，对考古遗存进行多维度全息的科学记录，包括文字、绘图和影像记录等。

6.多学科合作研究

现代考古学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科学技术的高速进步。城市考古更加需要依赖科技手段提升工作的精度和效率。辽上京考古队十分注重多学科合作研究。我们在田野发掘中，注意及时和相关科技考古专家进行沟通，及时对重要的遗迹、遗物做好采样和资料的提取。我们关注相关科学技术设备的进步和升级，积极尝试和引进新技术、新方法，以助力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

要处理好考古传统手段和新技术之间的关系，要正确对待田野发掘和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关系。我们强调田野考古发掘是考古学的根本，科技考古和多学科合作研究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辅助手段，不能本末倒置。多学科合作研究要以提升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精度为目的，才能切实地推进学科的发展。

7.及时整理发掘资料

每年的田野考古发掘结束后，辽上京考古队都会对当年的考古发掘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及时编写考古发掘简报。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一方面可以认识田野发掘和记录工作中的得与失，提升我们田野发掘的精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我们对辽上京遗址布局和沿革的认识。

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及时编著考古发掘报告是必要的。“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所以成为考古学的本质，考古发掘既是对遗存的保护又是对遗存的破坏，所以，考古报告既是检验考古工作者学术研究水准高下的著作，又是保存、保护遗存的必需的重要平台，也是测试考古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试金石，故入道的考古工作者都将编好考古报告作为其考古人生最重要的追求。”[66]

四、余论

从2011年开始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至今，我们在汲取前辈学者城市考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脚踏实地进行田野考古发掘，不断地努力思考和创新，形成了辽上京考古队的考古工作理念和方法：敬畏遗址（理念）、精耕细作（发掘）、（关键性）解剖到底。

2017年，国家文物局等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辽上京遗址举办首届“国家文物局城市考古高级研修班”[67]。在编写讲稿时，我们对辽上京考古队历年田野发掘工作进行了认真梳理，做了一些总结和思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和方法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因此，我们每年的田野发掘工作都不断地在思考与修正中进步和提升。

附记：本文原为董新林在“国家文物局城市考古高级研修班”的讲义，后来也曾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及其河南淮阳平粮台考古实习基地、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夏县考古实践教学基地等为“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学员和学生多次讲授。本次正式发表前做了较大修订。辽上京遗址城市考古的重要收获和田野发掘方法的改进与提升，是全队所有队员共同奉献的集体成果。在此对与我们同甘共苦的同事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也要感谢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关强副局长和考古司闫亚林司长、张凌副司长、辛泸江副司长、胡传耸处长等诸位领导的信任、支持和肯定；感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陈星灿所长等所领导和朱岩石、钱国祥、刘建国、汪勃、韩建华，以及浙江大学李志荣教授等诸位先生对我们工作给予的中肯建议。为行文方便，文中涉及敬重的师长和先贤都直呼其名，敬请谅解。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ZD25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20—2021）”（项目编号：24BKG0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项目编号：2024KGYJ011）、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计划”（项目编号：2024CCXZ014）、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优势学科“汉唐考古”（项目编号：DF2023YS14）的资助。

[1]夏鼐、王仲殊：《考古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2]本所筹备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册，1987年。

[3]a.严文明：《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见《考古学初阶》第18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

b.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5、21、9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安特生在发掘仰韶村遗址之前，曾在1921年6～7月发掘了辽宁省锦西县沙锅屯遗址。陈星灿指出：“如果说安特生1921年在中国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开始的话，那么第一个该提到的应是沙锅屯的发掘。”

[4]佚名：《巨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一年第一册，1926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6]徐苹芳：“宋元明考古学”词条，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7]徐苹芳：《元大都枢密院址考》，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8]徐苹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9]徐苹芳：《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见《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下），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10]宿白：《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文物》2001年第1期。

[11]a.宿白：《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

b.徐苹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2]可参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位论文。

[13]杭侃：《地方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古今重叠型城址的研究方法》，《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11日第5版；《古今重叠型地方城址工作的几点思考》，《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20日第5版。

[14]宋新潮：《关于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17年12月27日第3版。

[15]a.董新林、汪盈：《城市考古的方法、实践和思考——首届国家文物局城市考古研修班的设计思路与学术综述》，《中国文物报》2017年9月22日第5版。

b.董新林、汪盈、岳天懿：《考古所城市考古开放工地高级研修班结业》，《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20日第2版；《城市考古开放工地高级研修班结业》，《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15日第2版。

[16]孙华：《中国城市考古概说》，见《东亚都城和帝陵考古与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

[17]宋新潮：《关于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16年12月27日第3版。

[18]董新林、汪盈：《城市考古的方法、实践和思考——首届国家文物局城市考古研修班的设计思路与学术综述》，《中国文物报》2017年9月22日第5版。此处引用、包含了授课教师对城市考古的一些认识。

[19]a.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科技史文集》第2辑，1979年。

b.宿白：《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

c.徐苹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20]董新林：《辽上京城址的发现和研究述论》，《北方文物》2006年第3期。

[21]《元史·耶律留哥传》。

[22]《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该书完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23]（清）张穆：《蒙古游牧记》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

[24]丛佩远、赵鸣歧：《曹廷杰集》，中华书局，1985年。曹廷杰于1887年做《东三省舆地图说》。

[25]（清）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

[26]〔日〕鸟居龙藏：《辽上京城内遗存之石人考》，《燕京学报》第36期，1939年。

[27]〔法〕闵宣化著，冯承钧译：《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第680～687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28]a.〔日〕江上波夫：《蒙古高原横断记》，日光书院，1941年。

b.〔日〕江上波夫等著，赵令志译：《蒙古高原行纪》第106～11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c.冯家升：《日人在东北的考古》，《燕京学报》第19期，1936年。

d.《考古学上より见たる热河》，见《“满洲国”古迹古物调查报告书》第二册，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年。

[29]a.〔日〕田村实造：《庆陵调查纪行》，平凡社，1994年。

b.〔日〕古松崇志著，姚义田译：《东蒙古辽代契丹遗址调查的历史——1945年“满洲国”解体前》，见《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09）》，辽海出版社，2009年。

[30]a.〔日〕三宅俊成：《林东辽代遗迹踏查记》，见《东北アヅア考古学の研究》，1975年。

b.〔日〕三宅俊成著，戴岳曦译：《林东辽代遗迹踏查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31]a.〔日〕杉村勇造：《辽の陶磁》，见《陶磁大系》第40册，平凡社，1974年。

b.〔日〕弓场纪知：《辽上京府林东窑址の再检讨——1944年の小山富士夫の调査》，见《出光美术馆研究纪要》第六号，2000年12月。

[32]李文信：《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33]汪宇平：《昭乌达盟林东古城发现古代碑座等遗物、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

[34]汪宇平：《昭乌达盟林东清理了十座辽代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

[35]郑隆：《辽代上京古城的遭遇》，《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

[36]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1994年。

[37]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等：《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38]齐晓光：“巴林左旗辽上京城址”条目，《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2000年。

[39]塔拉、董新林：《辽上京城址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2001年11月9日第1版；“辽上京城址”条目，《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2003年。

[40]较为重要的资料有辽宁省巴林左旗文化馆：《辽上京遗址》，《文物》1979年第5期；李逸友：“辽上京遗址”词条，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李作智：《论辽上京城的形制》，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文物出版社，1988年；张郁：《辽上京城址勘查琐议》，《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1997年；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董新林：《辽上京城址的发现和研究述论》，《北方文物》2006年第3期；魏孔：《内蒙古辽代城址初步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41]a.王民信：《从辽上京兴建看塞外都市发展之情形》，见《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学系，1988年。

b.葛华廷：《辽上京临潢府所临之潢水考辨》，《北方文物》1990年第1期；《辽上京之御河、沙河质疑》，《北方文物》1993年第2期。

c.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d.伞霁虹：《辽朝上京建置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e.陈刚：《辽上京兴建的历史背景及其都城规划思想》，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42]孙华：《中国城市考古概说》，见《东亚都城和帝陵考古与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

[43]后来在考古发掘实践中认识到，伴随测量手段和技术的提高，采用正方向布方意义不大。用全站仪和RTK测绘，可以将任何形状和方向的考古遗存都准确绘制在一张总平面图上。因此，我们在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中，开始按遗迹方向布方，方便对遗迹现象进行判断，这是考古发掘技术的进步。

[44]《辽史·太祖本纪》载：“辛未，卫送大撰于皇都西，筑城以居之。”

[45]李逸友：“辽上京遗址”词条，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277、27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46]汪盈、董新林、陈永志：《辽代上京皇城乾德门遗址考古发掘》，《2011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2年。

[47]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1994年。

b.任爱君：《辽上京皇城西山坡建筑群落的属性及其功能——从辽太祖营建西楼与皇都的线索与动机说起》，《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48]李文信：《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年第1期。

[50]陈明达：《应县木塔》，文物出版社，1966年。

[51]我们委托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组织专业钻探队于2013～2015年对辽上京皇城内进行了全面考古钻探，并于2017年对皇城城墙和护城壕等进行钻探。辽上京汉城遗址考古钻探工作于2022年启动。

[5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皇城南部一号街道发掘简报》，《考古》2022年第11期。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城墙2014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2期。

[5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1994年。此文认为“西大院”是金代新建的规模宏大的禁院，但又画在辽上京皇城平面图上，自相矛盾。根据我们最新考古发掘可知，此院落堆土为墙，属于金末元初的遗存。

[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

[5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5期。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建筑基址2019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

[58]董新林：《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考古》2019年第5期。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

[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邺城队在邺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较早尝试对建筑基址进行关键性解剖发掘。辽上京考古队借鉴并有所创新。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5期。

[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5期。

[63]北京大学秦大树、崔剑锋、李孝聪、邓辉、张家富和浙江大学李志荣、故宫博物院王光尧、南开大学刘毅、复旦大学沈岳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小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新民，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建国、王树芝、赵志军、王明辉、李志鹏、王辉、钟华等，都曾光临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研讨，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致谢。

[64]a.宿白：《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文物》2001年第1期。

b.徐苹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c.孙华：《中国城市考古概说》，见《东亚都城和帝陵考古与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

[65]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述论》，见《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下）第58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66]张忠培：《还是要向邹衡学习——纪念邹衡逝世五周年》，《考古学研究》（八），2011年。

[67]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辽上京遗址连续6年举办全国性培训班。2017～2018年称“国家文物局城市考古高级研修班”；2019～2021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城市考古开放工地高级研修班”；2022年改称“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详见董新林、汪盈、岳天懿：《别样的草原都城记忆——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纪要》，《中国文物报》2022年11月1日第7版。

作者：董新林汪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学集刊》第31集

责编：昭晣　韩翰

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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